我的成长之路 东风路小学篇

金国春

这已是遥远的记忆了，事隔四十多年，能记得的人和事已寥寥无几，只有一些大概的轮廓，仅凭印象做一些回忆吧。

我出生于1964年的春节。据说，春节这天早晨，我母亲在家吃了一碗汤圆后就有了动静，被送到当时位于龙窝巷的姥娘（接生婆）家里，不久就有了我。此时母亲已经四十多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

1971—1976年我就读于离家不远的位于南门大街上的东风路小学（鱼市小学前身）。现在想想，尽管当时年幼无知，读书时的细节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但总觉得，小学时形成的一些良好习惯对后来的人生成长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小学五年，教过我的老师中，唯一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教我们语文兼班主任的郝同瑟老师。郝老师当时年轻漂亮，对学生十分和蔼可亲，说话轻声慢语，充满慈爱。记得我当时在班里属于典型的小不点，座位在第一排，放学站路队也在第一个，性格内向腼腆不说，胆子还特别的小，一说话脸就红，一句话要在心里酝酿好多遍才敢说出口。郝老师总是和风细雨地引导我、激励我，我为此对她心存感激。小学毕业后，与郝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偶然听说郝老师因患病落下了腿脚不灵便的毛病，我默默地为她感到不平和遗憾。后来的几十年中好像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小学毕业后几年，同学史国华牵头到郝老师家看望；一次还是二三十年前，去勺湖中心小学办事，偶遇了在那儿工作的郝老师。后来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现在她应该是七十岁左右了，也不知她身体如何，精神怎样了，作为弟子感到十分惭愧！

其实，在小学五年中，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也不是很多，也许是我当时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缘故。在有印象的同学中，王建淮是其中一位。他的性格跟我差不多，家庭状况也相仿，所以很谈得来。后来，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相约一起辍学回家，就很少有来往；直到我十年后工作了，才知道他在沙厂工作，靠自学考取了淮阴纺校的脱产班；我在1988年3月份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场设在淮阴市区，我就吃住在他学习的纺校内，晚上他还陪我去市区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有了一夜的长谈；前几年我家借住在育才路财政局宿舍，他经常到住在楚州中学宿舍区的岳父家吃饭，我们有过几次见面。我们都发觉对方苍老了许多；他挺能吃苦，为了生计，还打了两份工！

另一位同学叫姚洪玉。虽然我们不是同班，但我们两家是住在一起的前后邻居，所以一同上学一同放学，一有时间我就跑到他家，呆在一起几乎是无话不谈。他个头和年龄都比我大，我就像小尾巴一样整天跟着他，除非睡觉。我们做过许多童年有趣的事：玩打仗，粘知了，逮蛐蛐，捉麻雀，驯养小动物，养蚕，钓鱼……快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小学毕业后原本是上了初中的，中途刚好赶上享受顶替父亲工作的政策，所以就停学到了粮库上班。十三年前，他的孩子从扬大毕业，我将他引荐到我们学校任教，成了我的同事。

其他的十几个小学同学陆续有了联系和交往，还是近几年微信时兴起来后的事了。

我的小学阶段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受政治风潮的影响，我们的小学生活和经历难免烙上时代的印记。记得有一天，大家正在上课，班主任突然来到教室，让每个人在发放的纸条上写上规定的文字，然后收了纸条就急匆匆地走了，把大家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有人在厕所里发现了“反革命标语”，上级领导要求通过核对笔迹的方法查找“反革命分子”。至于有没有查找到，我们都不得而知。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年女老师找到我和几位平时作文较好的同学，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批判“打麻将看纸牌，有钱没钱坐下来”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和作风的文章。尽管这位老师不断地启发，但我还是一头雾水，绞尽脑汁也不知从何下手。至于其他几位同学有没有写出来我不知道，最终我是交了白卷。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前往闸口大队参加一个现场会。我们整队来到了一片开阔的打谷场后，就停下来休息等待。我们发现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正在打谷场上吃力地拉着石头碾子，在平整场地。同学们看到后，纷纷上前相助，老人连连感谢。过了一会儿，现场会就开始了。大队领导一番讲话后，忽然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将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带上来！”只见两个带着红袖章的人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老人来到台前。我们定睛一看，正是刚才那位辛勤劳作的老人。老人低着头哈着要，吓得战战兢兢直打哆嗦。大家都惊呆了，心里默默地想：呀，阶级敌人真会伪装，竟然用可怜的表象蒙蔽了我们；可我们刚才还在帮助他劳动，今后一定要擦亮辨别是非的眼睛啊。接着就是贫下中农代表纷纷上台对这位老人进行了一番批斗。现在想想，当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啊！

农忙季节，学校还会组织同学们开展支农等义务劳动。去附近村庄拾过麦穗、稻穗，挖过一种与地藕相似的野草根，割过青草上交绿肥；为了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学校还要求同学们将家里的废铜烂铁拿到废品收购站卖，将收购站的回单上交给老师以证明自己完成的数量，比赛谁交的多。

记得当时我家面前有块空地，我们在空地上种植了几株蓖麻，竟然收获了一小袋蓖麻籽。我们拿出一些在锅里一炒，像嗑瓜子一样剥去硬壳，莹白的肉质在嘴里一咬，香而油腻，在缺油的年代，真赶得上美食了。但我们舍不得吃，我们将蓖麻籽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除了得到一笔零花钱，还意外地得到一张油票，凭油票到粮油加工厂兑换了香油。要知道，当时是计划经济，粮油是定量供应的，城市定量户口好像每人每月才供应二三两香油。这意外的收获得到了家人和邻居的夸奖，心里美滋滋的。

印象较深的是，当时的我们学习基本没有负担，除了几本教科书外，没有任何其他学习资料。除了上文化课，我们还有专门练字的时间。每天下午大家都会从家中拎来小瓶墨汁，练习描红，每次老师批改后发下来的描红本上都会得到很多的红圈圈。我的书写基本能力，恐怕就是在那时候练就的。

那时的业余文化生活非常匮乏，但我们会自寻其乐。我当时找来一根小拇指粗的钢筋，拿到南门口铁匠铺，请人家制作成一个脸盆大小的铁环和一个手柄，每天一边小跑一边滚着铁环上下学，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约了时间。我当时带到学校的凳子是圆面的，上课的时候，铁环刚好能套在凳子上，不占空间又不会遗失。学校大门北侧是百货五门，门口有一个连环图书出租摊点，大家一有时间就会聚到那儿看小人书。同学们之间也会互相交换一些图书阅读，一旦借到一本有价值的书就会拼命地读完。记得我家当时人口多，住房紧张，便在原本低矮的套房里边上方搭了个小楼阁。楼阁上除了堆放一些杂物外，还有能容纳一个人躺下的空间。我一有时间就会钻到楼阁上，抱着借来的书阅读：《红岩》《福尔摩斯探案集》《聊斋志异》《小兵张嘎》……困了就睡上一觉，醒来接着读。我想我后来能从事语文教学，恐怕要得益于那时候的阅读和积累了。

然而，一方面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一方面担心读了中学后成为“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像哥哥们那样吃苦受罪，1976年7月，五年级小学毕业后的我就辍学了，扛着自带的板凳回家了，结束了我东风路小学的读书生涯，那时我才12岁。后来，小学的同学们都直接升入当时的淮城中学（楚州四中和实验中学前身）读了两年初中和两年高中，我却俨然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在家学会了烧茶煮饭，缝补浆洗，帮姐姐带孩子……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自己那时实在是太年幼无知，太冲动了！无缘无故地耽误了几年应该读书的青春大好时光，实在是可惜遗憾啊！幸亏后来在街坊邻居的劝说下我重新复学，才不至于庸庸碌碌荒废了一生。

2018年7月17日

——敬请期待《我的成长之路 城南小学篇》。

编辑：苏编312